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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喜读《唐文治年谱长编》——一个“开倒车”的大学校长

《唐文治年谱长编》(上下卷)，刘贵秋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1251页，498元。

唐文志(1865-1954)，著名国学大师，号应厚，号魏徵，号入京。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清代侍郎、代农工商大臣。进入民国后，他担任大学校长。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众多研究成果中，最扎实的是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刘贵秋主编的《唐文治年谱长编》(以下简称《编年史》，仅引用页码)。

我以前喜欢看传记，但是读传记不如读编年史，因为传记写作可以避开重要的东西，赞美美好，隐藏邪恶，而编年史有材料可以说一句话，没有水分，所以主观较少。一般认为编年史容易，但实际上“编年史是最费时费力、最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方法。与那些受欢迎的学术明星不同，研究人员的学术见解被悄悄地编织到材料的选择和呈现中。你可以有勇气胡说八道”(陈思和，《学术年谱总序》，《东吴学术》，2014年第5期)。

一

年表143万字，重到有几大因素。第一，谱主寿命长；第二，唐并不老，壮年时仍忙于学校管理、参政、写作、慈善等事务。普通人退休后没什么可记得的；第三，作者“追求”了谱的主要材料，广泛编纂史料，力求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

编年史作者花了十年时间在天上地下寻找资源，在档案馆、图书馆和数据库中发现了许多编年史作者没有发表的失踪文章、信件和电报、新闻报道和档案。那一年，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申报》报道了唐文志的许多活动。借助《申报》数据库，作者检索到相关内容30多万字。虽然可以提取文本，但准确性经常受到影响。所以作者花了很大的精力对比摘录版和影印版来纠正错误和遗漏。民国时期，唐的著作和活动也在《锡报》 《新无锡》出版，但这些报纸并没有数字化。作者在无锡图书馆一页一页地翻看旧报纸，寻找可利用的内容，然后逐字逐句地输入。《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编年史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从中作者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搜索这些文献的过程是艰巨的，不仅考验作者的耐心和决心，也考验信息搜索能力。看完编年史，我对作者发现、挖掘、考证的实力深感惊叹。

基于详细的历史数据，大师的形象丰富而立体。例如，唐文志成功地通过了南京乡试。唐的自订年表记载了全部三道考题。摘要：通过对顾主编的《唐年谱》和《清代朱卷集成》中考官评语的整理，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18岁的唐的考试水平，也使读者对中国科举有了更直接的认识。

编年史时，作者注重数据的全面性和平衡性。例如，1882年5月6日，18岁的唐在家乡参加了一次“群体性事件”，70名太仓文人以州县领导的身份来到政府大院，要求阻止基督教牧师来太仓买房传教。唐想起了曾经的故事。除了唐家族记载的年谱外，还检索了对方《吴虹玉牧师自传》(第42-43页)的相关内容。用两种不同的记录让读者对事件有更全面的了解。毕竟，吴宏宇并不出名。在编纂这一条时，通常引用唐文志的话。编年史时，作者将

作者的发散性思维和强大的数据搜索能力使编年史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比如1894年，唐直立行走，妻子余因难产过早死亡。在唐好友王的《近代中国》的帮助下，作者赠送了唐当年崇儒抑佛及厚葬之礼：“但我亲见棺椁和漆器，花了80多金，冠服穿破，花了40多金。虽然事情很匆忙，但我不愿意稍微注意简单。介绍当天酒吧房间也花了40金，能学俗的人也没有费尽心机达到礼义，但如果阻止和尚念佛，肯定是不行的。去赵茜寺租房子，老婆于冰雪出去了，一个月一两块钱。”(第92页)一场丧事不仅消耗了唐的积蓄，也使他债台高筑。王因访孙培源，借“四十金”赠唐。

于夫人去世的时候，是甲午战争时期，中方一次次失利。日军逼近东北，首都人心惶惶，纷纷出逃。唐虽然是官场中人，但她的级别还是低的。另外，她妈妈有三寸金莲，行动不便。她刚刚丧偶，入不敷出。她想逃跑。她没有经济来源，被母亲拖累，极度无助。1894年11月1日，《吴虹玉牧师自传》写道：“早上，当我访问魏徵时，说到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住宿，我俩都被科迪从朝鲜偷走了。当这个国家出了问题，我无法做到最好，我想稍微关注一下报道，以防万一。这是解决曹无职责闲置的办法，我必须忍受它。虽然要耽误人生，但我的脸是什么？

于人世耶！故各以镇静不动相慰勉，死生有命，听之而已。蔚芝于《易》理有功夫，因请筮之，见其揲蓍挂扐不尽泥古法，筮毕，得大过之小过，蔚芝则谓非吉，余思驳象精微，难于窥测，非圣人其孰能与于斯。”（97页）由这段史料不难看出唐文治这位小京官在时代大潮降临时的焦虑不安，亦可得知占卜这项“基本功”在绅商界的流行。

二

“年谱”作为个人的编年史，一般被归入“谱牒学”与“历史学”范畴，是中国独有的传统述史体裁。唐文治自小就喜读名人年谱：“余弱冠时，读陆稼书、汤潜庵、张杨园暨吾乡陆、陈诸先生年谱，心向往之。复读《朱子年谱》，更大好之，遂有必为圣贤之志。中年读罗罗山、胡润芝、曾涤笙、左季高诸先生年谱，志气发扬，更慨然以建功立业为事。”（97页）七十岁时，他编撰印刊了仅五万余字的《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虽然简略，却为年谱长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

维新变法后，唐文治进入中央政府决策外层，对清末政治运作有了近距离的观察。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王朝末年，风云激荡。如义和团运动期间，唐在总理衙门当差，身处旋涡的中心、决策的前沿，他对义和团的记载与评价，与现在的主流表述多不一致；唐在商部握有许可权时，切身感受到权力的巨大含金量与官场的腐败：“（1905）正月，粤商张弼士入都，请办三水佛山铁路，并在山东开办葡萄酿酒公司。余为具奏，邀准。张濒行馈余二千金，余辞之，至于再三，张滋不悦，则严却之。其后粤商张煜南请办潮汕铁路，闽商林尔嘉请办福州银行，均馈巨金，一律峻拒。”（296页）对欣赏自己的慈禧太后，唐敬中有怨：“是年（1905），皇太后寿辰，赏大寿字一副、玉如意一柄。自署侍郎后，每遇令节，必蒙恩赐，如绸缎、普洱茶、春条等。文治每感极而叹曰：‘恩礼如此，使臣工仆仆亟拜，何若信用臣言，改良政治为愈乎？’”（305页）这也从侧面证明，慈禧善于笼络高层却缺少政治远见。

1907年，当唐文治离开中枢到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即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职后，年谱中所见证的不再是政府的运作，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缓慢成长：还在幼年的上海交大只有几十名教职员，许多院系领导由外国人担纲，学生所使用的专业教材都是英文版的，毕业生每年仅几十人。唐文治掌舵十三年，为交大成为世界名校夯实了基础。

作为中体西用的信奉者，唐文治强调学习西洋科技，不能排外，但他认为面对外来文明的强大冲击，更要尊孔读经，“一读十三经，二读国文”。可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四处一片“打倒孔家店”声，“废经者世奉为大功，崇拜恐后，余向者腹非之而不敢言”，唐文治认为这股反孔潮流危害甚大，造成了人心败坏，“迄乎今日，废经之效亦大可睹矣！新道德既茫无所知，而旧道德则扫地殆尽，世道至于此，人心至于此，风俗士品至于此，大可闵也。且夫我国之伦常纲纪，政教法度，具备于十三经”（唐文治，《中学国文新读本序》，《菇经堂文集二编》卷五）。然而，这套尊孔之论很不合时宜，唐文治只能在自己主政的校园里坚持读经尊孔，1917年8月27日的祀孔典礼尤为隆重：“祀孔乐章，……配以佾午，一时彬彬焉，雍雍焉，称极盛矣！”

一些受新文化洗礼的学生，认为唐文治校长所为是在“开倒车”。“以侯绍裘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学生，对校内的尊孔读经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他们高呼‘打倒孔家店！’砸烂了学校里的孔子牌位。学生们的这一行动，使唐文治感到痛心疾首，终于决定把学生领袖侯绍裘秘密开除出校。侯绍裘学业成绩优秀，作文尤为出色（曾在国文大赛得奖）。在唐文治的心目中，侯绍裘是一位有才华的优秀学生。可就是这位受过唐文治多年熏陶的学生，竟如此‘大逆不道’，他认为不开除不能维护封建礼教。”（《交通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70页）

1920年暑假，侯绍裘被开除，11月，唐文治毅然辞去主政了十三年的校长岗位，来到无锡创办国学专科学校。此时他五十五岁，且双目失明。

三

无锡国专定位于国学，相当于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方向，招生时不考数理化与外语，只考四书五经方面的知识。国专学制是三年，每年招生数在三十人到九十人之间，最多时，校内有两百多名学生，教职员工二十来人。三十年间，无锡国专的毕业生不足千人，但它以“小而精”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人才：唐兰、王蘧常、蒋天枢、吴其昌、钱仲联、王绍曾、魏建猷、江辛眉、汤志钧、杨廷福、许威汉、曹道衡、范敬宜、冯其庸这些文史大家都是唐的弟子，他们的名字让无锡国专与大牌学校相比也并不逊色。“大凡我国的文科大学或者是综合性大学文史哲专业科系中，基本上都有无锡国专的毕业生，而且多是某一学术领域的权威、专家。在培养国学人才这点上，国专可以和任何一所专科以上大学的文史哲系相媲美。”（吴湉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229页）

借助于这批学有所成的众门生，唐文治及无锡国专在消逝一个甲子后，仍为学界所关注。陈平原教授对无锡国专的办学成绩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传统书院现代转型的成功典范，并认为国专成功的背后有“无锡”元素，“一地学风与一地民风相勾连，无锡国专之得以成功，与当地士绅的财政支持，以及民间的文化需求大有关系。有意讲学的‘当世大儒’，非只唐文治一家；借私人讲学弘扬国粹的，也非只无锡国专一处。但只有无锡国专能够获得足够的本地生源，以及相对充裕的办学经费”（陈平原，《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学术中国》2001年第一期）。无锡国专成就了唐文治，唐文治也成就了无锡国专，唐被认为是无锡人才引进史上最成功的范例。

刘桂秋先生2011年曾编撰出版《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此基础上，他对唐任无锡国专校长三十载的历史梳理得更为详备。可以说，年谱的出版，对当下的唐文治研究在文献资料方面做了较好的补充，为致力于唐文治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详尽的唐文治的人生轨迹，展现了唐文治的国学教育的发展脉络。

四

作为当时的大儒，唐文治对儒学的信仰从未动摇过，他一生孜孜追求的便是正人心、救人命：正人心是办学、著文，让孔学深入人心；救人命则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有产者为灾民救急。年谱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记载。

为正人心，唐文治反复强调忠、孝等美德，可唐家却出了一个不孝子。1936年，唐的幼子、正担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苏州分行经理的唐庆永离家出走，独自与情人去了成都，不曾给妻子儿子写过一信一字。1938年，唐文治得知庆永在四川成都后，作了“怀古”诗五首寄去，劝庆永回家，庆永不理，仍与情人过着同居生活。（吕成冬，《唐文治家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42页）与此同时，唐文治的三个儿子全都赴美留学。这也说明，虽然唐在无锡国专强调传统教育、推崇国学，可他也赞同物质层面上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这种中体西用的中庸思想为唐所坚持，却也在学界遭到杯葛。对此，唐的内在思想有没有张力？可惜年谱中未能呈现。这主要是因为唐的家书都遗失不存，年谱引用的资料多属印刷品，缺少未公开的日记与信函，使得唐文治的“本我”仍隐藏在冰山下。年谱中没有唐的收入记载，而唐本人1935年的自订年谱也从不披露其财产变动情况。按理说，唐在政府任职、在上海与无锡担任校长，都应有工资记录，可这一切都不存，也让年谱留下不小的遗憾。

上述信息的缺席，说明《唐文治年谱长编》尚有提升空间，但在现有的条件下，作者已做了最大的努力。就笔者所知，对学问之虔诚，对名利之淡漠，对朋友之关心，无出桂秋先生之右，正如虞万里先生在序中的评价，“沉潜笃学，刊落声华，不汲汲于课题之立项，每欣欣于史实之抉发，为学多方，深造独得，尤究心于乡邦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