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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旅行:印刷博物馆学者千年梦

——东京大都会的别样之美（十一）

《日本新华侨报》 总主笔 蒋丰

我早就听过这样的介绍。在东京的23个行政区中，bunkyo-ku是一个文化区、一个出版社区和一个大学区。也许与我从事教学、写作、编辑工作近40年有关。我自然喜欢这个洋溢着“文艺”的地方，占据着“北京”的位置。

像东京所有的旧街区一样，在邦克佑区，建筑一般都很小。沿着上帝的田川，人物穿过书籍展示窗口，很容易注意到时尚建筑脱颖而出。滨江高楼是日本两大印刷公司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强的综合性印刷公司，——凸版印刷有限公司，建于2000年，以纪念其成立一百周年。在大楼的底层，有一个“日本印刷博物馆”，也许是希望走向“第二个百年”。

人类短暂而脆弱的生命，在茫茫宇宙中，细而轻，像浮尘。人们期待短暂的生命能有更多的意义，于是在岩石上留下红褐色矿物颜料的痕迹，告诉后人一万多年前的生活场景。

后来有个结要记，仓颉创造了人物。当然，这个仓颉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人们在描述现实世界一切的基础上，发明了文字的特殊符号，并逐渐丰富、普及、深远，成为既定的规范。文字记录语言，传递文化。龟壳、竹子和木材、纺织品、纸张、金属.在没有任何形式和材料的情况下固化人物是最重要和最有力的历史证据。

后来，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使得“向富人学习”和“挥汗如雨”成为历史。简牍已经退出舞台，洛阳的纸还是很贵的，但是文化和文明的传播有了质的飞跃。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大唐的和尚鉴真带着佛教和印刷术来到了日本。日本“印刷博物馆”的故事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印刷博物馆”的展品围绕“感受”、“发现”、“理解”和“创造”四个关键词展开，旨在传播和继承印刷历史。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由于印刷术的存在，人类文明可以取枝叶，开花结果。

770年，中国大唐的一位僧人鉴真不仅把佛教带到了日本，还把印刷术带到了日本。平安朝贵族需要大量佛经。于是东大寺和小福寺出现了两个木版印刷中心，这两个地方印刷的经典也被称为“春版”。后来到了镰仓时代，印刷中心迁到了镰仓和京都的禅寺，当时印刷的经典被称为“巫山版”。

在鉴真到达的同一年，日本萧乾皇帝与和尚道经联手平息了大臣藤原仲麻吕的叛乱。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和平息叛军的不满，他制作了一百万座嵌有《达拉尼经》的木塔，并将其放置在东大寺、贺雨寺、元兴寺、福禄寺和寺内寺等十大官方寺庙中。这批达拉尼经典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印刷品。据专家推测，是用雕刻的木板像邮票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印出来的。目前，这批达拉尼经典在印刷博物馆、京家塘图书馆美术馆、东京国家博物馆等主要文化和收藏中心均有收藏。

2000年4月，在印刷博物馆正式开放的六个月之前，大约有30，000件收藏品从印刷历史材料博物馆转移到印刷博物馆。10月，印刷博物馆正式开放，“和君版铜型”领展开幕。

“海啸版铜活字”作为日本的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是日本历史上真正“自行设计制造”的铜活字。存放在23个木箱内，一箱816个大铜字，十七箱31300个小铜字。此外，还有5813个木制活字盒、88条铜挂线、18个铜轮廓和2个折叠板。这个非凡的收藏背后，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1593年，也就是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第二年，他从当地带回了铜活字，献给后阳成天皇时代，后时代很高兴地用这些铜活字印刷了经文。当时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是日本社会最喜爱的出版物。

1605年，德川家康把招募将军的职位传给了他的第三个儿子德川秀吉，并在和君开始了隐居生活

太上皇”的日子。半辈子金戈铁马，终于可以赋闲山居，德川家康要做点“斯文事儿”了。德川家康命令他最推崇的儒学家林罗山和僧人以心崇传共同负责书籍的印刷工作。以心崇传在辅佐德川家康之前，就已经拥有京都临济宗大德的地位，至于一个修习禅宗的人何以会用“文字狱”的手段将丰臣秀赖置于死地，就是一段复杂的历史了，有机会我会另起撰文小议的。

林罗山和以心崇传不负所托，铸造了铜活字，并用这些铜活字刊印了《大藏一览》11卷、《群书治要》47卷。这批诞生于骏河的铜活字，被称为“骏河版铜活字”，也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套铜质活字。

自诞生后，一直收藏在德川家康老家纪州德川家南葵文库。后不幸遭遇火灾，仅保留下三分之一的铜活字，在1940年被凸版印刷购入收藏。其实，早在1599年，德川家康就命人制作了木活字，用来刊印中国大唐的《贞观政要》。这批被称为“伏见版木活字”的字模，现存于圆光寺。

看着这些久经岁月洗礼的字模，不仅心生感慨。坚固的牙齿早早掉落，柔软的嘴唇却得以保存。德川家康的“武”的魅力，已经难觅其踪，至今仍璀璨耀目的，是技艺精湛的日光东照宫，还有这火后涅槃的骏河铜活字。

日本这座博印刷博物馆中，还收藏有1771年刊印的《天工开物》。1637年，明崇祯帝在位的第十年，宋应星编写出世界上第一部农业和手工业的综合性著作——《天工开物》。宋应星在历任多地地方官的过程中，做了一个有心人。他收集整理各地独领风骚的技艺汇整成书，辅以图画说明，生动、细致的还原了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

日语说明有些刺目，这本涵盖机械、铸造、造纸、制盐、纺织等18种行业和技术的“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在江户时代流传到日本，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并且在整个社会掀起了一阵风潮。

印刷博物馆的日文说明，还不忘介绍，《天工开物》在问世后，始终没能得到中国民众和统治者的重视。直到1926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发现了《天工开物》的刊印版，将其带回中国，并反复刊印，而此时，距离成书，已经过去三百年。

我当然不会忘记，在日本学者关注《天工开物》的同时，他们也将杉田玄白所著《解体新书》反复刊印，并把由长崎出岛的荷兰人所带来的包括医学、数学、几何学、植物学等在内的新兴科学统称为“兰学”，传播并启蒙了一代又一代幕末志士，为明治维新的发生起到导火索的关键作用。

中国唐代出现的雕版印刷术，就是结合印章和拓片。博物馆以篆书的“印”字为代表，入门处即可见抽象变体的篆书印字logo。从中国传来的印字，保留在日本文化中，从中国传来的印鉴，至今作为身份和承诺的象征，活跃于日本人的社会生活。（我知道，那枚每每引起话题的“汉倭奴国王印”也陈列于此。）

造纸术和印刷术是华夏子孙的骄傲。尽管西方学界对于印刷术起源的看法与我们还存在分歧，两河流域所发现的、使用滚筒模具制作出的重复的图像，被看做是印刷术的起源。但日本的“印刷博物馆”里件件藏品，都是印刷术自中国传入日本的最有力佐证。无论是昨天震惊西方的浮世绘版画，还是今天风靡全世界的漫画，都与中国传来的印刷术在日本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作为一个读书人，对于印刷品的感情，是融于血脉中、浸透在呼吸里的。徜徉在那些弥漫着陈旧墨香的古老书店中，把自己中意的那一本带回家，迫不及待打开时，总忍不住低头嗅一嗅纸张上的油墨味儿。

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中国学者曾戏言买书如“娶妻”，先凭借眼缘圈定对象，至于“娶”回家之后是不是适合自己，就得看天意了。这位学者还把这种感觉写成一首汉俳。

无论电子化发展到哪一个地步，人们对于纸张和油墨散发出的特殊气味，依然痴迷。一字一笔，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是最动人心弦的乐声。而留住传统，传承技术，纪念历史，不代表“印刷博物馆”对新科技新变革持排斥态度。2004年，借助电子互动屏的形式，将启发日本明治维新的“神书”——《解体新书》再现于读者面前。

一面视觉效果做成天然石头凹凸质感的墙壁，将承载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来自东西方共百件珍贵历史文物固定在一条高7米、长约40米的展示带上。印刷术在社会中的普及，让普通民众接受教育变成可能，推动了文明的进步，民族的兴盛，科技的突破，世界的发展，犹如普罗米修斯带来的火种，打破了懵昧无知的黑雾。

不大的“印刷博物馆”，却可以引领人们触摸数千年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脉搏，感受地球母亲的蓬勃心跳。以书为枕，以墨为伴，是几千年读书人永远不能醒的梦，这家博物馆，恰能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