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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学与历史——大卫:我与地方文学
2020年12月5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柯大卫教授在线发表了题为《我与地方文献》的演讲。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黄副教授主持。
Kodave
回到“地方文献”
柯教授回忆说，他年轻时只能有限地接触到香港和国外的当地材料。他在大学期间(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清史家使用的资料主要是《清实录》等官方记载，所以很多学者研究的是清政府体制而不是地方社会。出了政府系统，他们最感兴趣研究的地方是江南，对清政府财政最重要的地区。
台湾文成出版社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重印了一系列中国地方志。在此之前，地方志不易找到。当时大家都以为地方志可以用来讨论地方志，但是很快，很多学者意识到地方志其实是很官方的资料，而不是民间保存的地方文献。当然，地方志继续对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帮助，但我们首先要明白，地方志离村庄很远。
当时看傅艺玲老师写的《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就知道地方文献的存在。傅老师提到，他在永安县黄里乡偶然发现了一批土地契约，让学者们一瞥用从当地人那里拿的文书做研究的兴奋。当时徽州文书出版的数量很少，直到叶先恩老师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出版，柯教授才意识到徽州文书的内容是如此丰富。
傅夷陵
当时，不仅地方文献有限，而且去中国大陆的机会也很少。柯教授于1973年第一次来到大陆，但他根本不能在农村行走。当时很少有历史学家想到研究地方史。相反，一些人类学家在香港新界和台湾进行实地考察。所以他们在研究中国的时候，其实是依靠中国边缘地区的资料。明清史家用江南研究中国，人类学家用新界和台湾研究中国。这种方法在今天可能难以接受，但鉴于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它是最接近中国农村的学者的方法。
不是收集“文献”，而是在地方学习
柯大卫1976年毕业，197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香港中文大学位于新界，那里有一种乡村气息。在研究新界乡村历史时，我偶然发现了乡土文学。
柯教授强调，研究农村历史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关注每一份文献的出土背景。他以在新界偏远岛屿吉澳发现的《奉两广总督阁部堂大人批行给示勒石永远遵照额例碑》为例，解释了为什么出土背景资料对历史学家很重要。碑文的内容是嘉庆七年两广总督为响应“三民”即水上百姓的申请，禁止岸上百姓提高租地租金而下达的指示。根据碑文，这些偏远岛屿上的水人向新安县提交了他们的意见书，步行两天才能到达。县政府认为这件事的重要性值得向两广总督请示。然后，把说明刻在碑上，放在当地的小庙里。我们要知道，那时候这些水人很可能没读过，也没读过。如何理解这个过程？大概当时还是有一些文士为他们写状子的。但是写状书的人真的需要跑到新安县衙门找他们吗？谁知道省长有没有这个批文，谁知道新安县有没有判过这个案子？谁知道这座碑是不是七年前在嘉庆立的？我们不知道事实是什么。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这里有这样一座纪念碑。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需要抓住这些问题来解读它。
地方文献包括家谱。但从《天野》中看到的一些老照片和祠堂来看，柯教授对猪肉、牌坊、碑刻、古钟铭文进行了划分，说明族谱在氏族生活中是需要解读的。地方文件也包括土地文件。在香港和新界，土地文件甚至可以与殖民地时期非常详细的土地注册纪录挂。柯教授在《新界史》(《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香港新界东部的宗族与村子》)一书中，用这些材料重构了一个村落的发展历史：祖先是从哪里来居住的，哪些房屋是哪所房屋的后代，为什么宗族的规模会印在村落房屋的分布上，它的发展与村前防潮坝的修建有什么关系。当然，地方文献也包括书籍。他以一本租借书为例，说明为什么要了解解释账簿的地方。账本上有一个名字，是两兄弟名字的组合。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代表两个兄弟，但外面的人会认为这个名字代表一个人。解读地方文献也需要了解地方礼仪活动。他认为他在新界的研究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可以透过宗教活动，了解乡村联盟。宗教礼仪需要道教老师的参与，道教老师也慷慨地请我们学者抄科技书籍。然而，学者们需要能够将科学和艺术书籍放回到宗教仪式的场景中，才能理解农村生活中宗教活动的核心。历史学家在实地考察的目的不是收集文献，而是学习村民的文学、口述传统和仪式演绎，从而保存历史。柯老师强调，文学其实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专门留给历史学家的。因此，历史学家要想阅读一份文献，就需要把文学还原成生活。
在新界发现的本地文学，只是学习的副产品。然而，在新界发现了许多文件。他在新界研究期间所发现的文件，全部都被复制还给村民，还有一份副本保存在图书馆。目前香港所有大学图书馆都有《新界文献》的拷贝或电影(20卷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界大埔夏海村发现了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需要理解的是，到目前为止，学者们还没有在很多地方找到一整批农村学者的书。有打印件和成绩单。有风水和算命的书籍，也有农村日常手册和常见的礼仪文书(如三本六礼)。有地契、书籍、医书、教材、通俗四书五经、清末民初广东新教材(如民国元年《妇孺三四五字书》，粤语写的)、单篇文献(如《那奴及澳顺岛舢板水手合同章程》)。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香港新界东部的宗族与村子》
文献收藏：收藏者、图书馆、旧书店
柯教授研究新界历史后，集中研究珠江三角洲，并继续研究宗族史。虽然他有机会跑田，但他在广东省图书馆呆的时间更多。对他来说，地方志、家谱、碑刻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除了碑文，当地发现的文献很少。在番禺沙湾，当地办事处收集的《留耕各沙总志》和《辛亥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很值钱。后者命名的1911年是1911年革命之年。可能是因为珠江三角洲在近代发展较早，所以很多地方文献在别处丢失了。但是，当地的学者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小蓝老师和何阳高老师让他们看他写的《榄溪杂辑》手稿，杨宝林教授和他们分享了他的东莞家谱，佛山博物馆非常慷慨地让他看了他们还在整理的文物材料。他在珠江三角洲的研究得到了许多当地学者、当地文史工作者，甚至中山大学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同事的帮助。
村里的文学都丢了。它去哪儿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收藏了一些叶凌风后人捐赠的资料，其中有一份光绪沈冰写的《灵应祠田铺图形》，对佛山祠堂(即凌影祠)的财产进行了一一记载。很明显，一些丢失的资料被收藏者拿走了，然后从他们那里转移到了图书馆。所以珠三角的地方文献需要在图书馆找。在广东省图书馆，从20世纪30年代起，已故的罗祥林教授就开始收集家谱。图书馆还有一些鱼鳞图册，户口本等等。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新会县经堂图书馆，改革开放以来，这里收藏了几本行会资料，还收藏了地方家谱。当时在国外的图书馆里能找到珠江三角洲的重要地方文献是相当出乎意料的。在大英图书馆，我们找到了道光十年编辑的《佛山街略》。这本小册子记录了佛山每一条街道的商业活动。另外还有一本《广东名人故事》木刻版的小册子，记录了霍涛和方先富在大典中的微妙关系。事实上，19世纪出版的这些小册子被外国图书馆收藏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去，这些粗制滥造的小册子可以在街头小摊上买到，被藏书家看不起，但外国人却很感兴趣。广东另一个地方地方文献收藏丰富的地方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特别是广东巡抚衙门的手抄本收藏。他只见过三种这样的材料。另一本收藏在广东省图书馆，第三本是香港徐舒先生在二手书店找到的。
关于旧书店和许舒先生，柯教授说，许舒先生是殖民时代的香港政府官员。他在新界服务了很长时间，对农村历史有很好的研究。他还在香港逛了多年的二手书店，收集了很多关于广东的信息。徐老师很大方，找到资料给学者参考。他是受益者之一。柯先生在《别了，华南学》中提到，黄永浩先生将徐先生买的地契与广东省图书馆收藏的家谱进行匹配，写一部关于沙田发展的历史。徐先生还购买了一批民国初年至40年代的淡江农会董事会议案书。这个单姓的村子在新会，但是民国初年被战乱破坏了。在外地(广州、香港、东南亚)人的帮助下，成立了乡镇协会。所以，虽然村里在新会，但乡会在香港举行，新会的事务就交给了一个长期不停地向乡会汇报当地情况的当地“经理”。在这一框架下，农村协会的会议记录是非常详细的地方文件。碰巧的是，这些文件几乎都是正面副本。徐先生收藏了原作，后来捐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老师拿了一份(如果没有，补充一份)，复印件去了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他用这批材料写了一篇文章。对了，他很幸运在香港的二手书店找到了好的资料。《逢简南乡刘追远堂族谱》极大地鼓舞了他。《叶光大堂世守书》展示了家族祖传口味向有限公司的转变。《承办广州市粪溺大生公司息摺》觉得应该放在博物馆，最后捐给了广州博物馆。
告别华南与怎样利用离地的地方文献
2000年后，理科老师带着80年代的问题去了华南以外的所有地方。更多的还是关注地方志、碑刻、家谱。在新界是没有机会做那样深入的研究的，他去过的大部分地方都是为了看一看，但这个经历还是很重要的，让他知道中国各地的异同。在地方层面，尤其是山西，所记载的碑刻对他的研究很有启发。在本地读碑和在出版物上读碑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山西代县鹿田涧村元明碑刻，不仅看到碑刻上的家谱，还看到一条线被割断。为什么要凿掉，最后连贯到一个离奇的故事，这里不多说。当地还有文献：江西农村人帮忙出家谱，西南道士也提供科技书籍。然而，2000年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村庄发生了变化，文件也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本土文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近年来，学者们在地方一级发现了大量的文献，并陆续在大量的文献集中发表。比如贵州清水江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惠州文献，上海交通大学石仓合同，浙江大学编的龙泉档案。还有很多未发表的文献收藏，如中山大学的徽州文书、厦门大学和地方政府共同开发的永泰县文书、浙江师范大学的民间文书等。家谱网，主要是上海图书馆和犹太家谱学会的网页，对理科教授的影响很大。过去这些不可思议的发展无疑是历史学家的一种享受。柯教授发现，特别是在当前疫情期间，他正坐在电脑前做研究。北京、东京、纽约有多少以前看不到的家谱可以用电脑研究，甚至这些最近发现的资料都可以和地方志联系起来。这些发展将本地文档的利用带到了另一个平台。柯教授正在写一本书，总结近十年来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这本书对他很重要。
上海图书馆家谱数据库
然而，这些数据的出现也有其隐忧。历史学家从实地学习，利用现有的馆藏(如图书馆)，然后依靠已发表的数据集。历史学家和他们研究的地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虽然可以研究的文献越来越多，但实际上历史学家对文献背景的了解越来越少。乡土文学脱离了乡土社会，成为一个空洞的“体系”。我们很容易回去构建一些没人知道发生在哪里的“系统”历史。
柯教授说，他需要知道为什么读文学要跑领域。1.经营这个领域可以激发研究人员对这个地方的感情。2.它可以增加研究人员对当地环境的敏感性。3，因为你会在一些人长期连续定居的地方遇到代代相传的知识和认同。4、因为你也可以看到实地的文字材料，也只有在实地才能理解文字材料中的一些文字的含义。
讲座结束时，柯教授就文史机构如何帮助学者了解历史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他非常感激随着技术的发展，材料可以在电脑上看到。但需要保持文献的完整性，收集资料，这就需要一种考古的态度。考古学家经常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清楚地写下文物是如何以及在哪里出土的。文学需要从“系统”回归到“场所”。越详细越好，具体村子和村子的部分。面对今天这样的变化，柯教授对年轻学者也有一些建议。他认为以他的实地经验很难读懂文学。现在资料比较丰富，年轻学者应该开发新的研究课题。柯教授说，如果他还年轻，他绝不会陪着上一代学者讨论什么国家、地方、唐宋变革的问题。上一代学者担心史料不足，这一代学者应该担心如何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没有新的问题，新的信息就没有用。我们需要通过新的问题发现新的领域，因为只要活动场所有人，历史就永远不会停止。
黄阿明教授认为这是柯教授对自己经验最完整的分享，提出新的问题其实是柯教授对新一代学者的要求。文史研究班的成员与教授们就如何在线和离线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和其他特殊类型的文化交换了意见。
